合同约定解除确认之诉的审查标准研究

一、合同约定解除及合同约定解除确认之诉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解除分为约定解除与法定解除两种情形。《合同法》第93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由此可见，合同约定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以后，当合同双方事先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或双方经过协商，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意思表示解除合同的行为。合同法定解除较合同约定解除而言，具备《合同法》的明确条款作为规定，即满足《合同法》第9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规定的五种情形，合同当事人即可行使合同法定解除权。不论是合同约定解除情形（特指事先约定解除条件成就时的合同解除），还是合同法定解除情形，我国《合同法》均规定为主张解除合同的当事人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解除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为了保障对方当事人的权益，我国《合同法》还特意规定对方当事人对解除合同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即合同解除确认之诉。 二、合同约定解除确认之诉的审查标准合同解除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意味着：解除权的取得是因为当事人约定或法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或发生；解除权的行使系解除权人单方为意思表示；解除权的效力表现为解除通知在到达对方当事人时，当事人双方业已确定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归于消灭。因此，合同解除确认之诉的性质不难判断，其诉的性质为对解除合同行为进行效力评价的确认之诉。对于合同解除确认之诉，法院的审查方向也可简单地分为：（一）解除权条件是否达到；（二）行使方是否具有享有解除权；（三）解除权的行使方式以及时间等是否合法。其中第（一）项解除权条件是否达到为解除权行使的基础，因此，也是合同解除权确认之诉审查的关键。 三、合同约定解除确认之诉在司法实践中的审查角度针对解除权条件是否达到这一审查标准，合同法定解除确认之诉，法院的审查标准相对简单且易于判断，即合同双方在合同履约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情形,情形即条件，可以据此判断解除权条件是否达到。但，在合同约定解除确认之诉中，解除权条件仅为合同当事人的约定，而没有法定标准予以考量。这就造成了在司法实践中因合同当事人不同、法律素养不同、思维逻辑不同、认知表达不同等各种差异，而形成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千差万别，有些约定不清、有些过于随意、有些则苛刻难为。人民法院报在2011年11月17日发表了《合同约定解除应否考虑违约程度》，以一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为案例，分析了尽管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未能按合同约定期限、方式支付工程进度款，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但是由于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该方未支付进度款的数额较工程总价而言微乎其微，违约程度轻微，故法院认可不能达到解除条件。文章中的法官明确回应，合同约定解除确认之诉中应当考虑违约程序，应对约定解除予以限制以维护交易安全。而不能只看当事人约定的解除条件是否成就，不论该解除条件是什么。 四、合同约定解除确认之诉审查标准之我见结合司法审判实践以及上述人民法院报的文章观点可知：法官们对于合同约定解除条件的判断立场，侧重于维护交易安全。因此，为了防止出现合同约定解除条件无效的情况，当事人或律师在起草或修改合同过程中，应当注意：（一）约定合同的解除条件必须明确且具体在合同约定解除确认之诉中，如一方认为约定解除的条件已成就，而另一方认为约定解除的条件没有成就，那么法官也只能通过约定的解除条件的文意来确定条件是否明确。此时，如果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不明确，则意味着合同解除约定不明确，该约定解除条款将不再适用。（二）约定合同的解除条件须合乎惯例及交易常理尽管合同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是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也不能过于随意，从而使合同被解除的危险增加，不利于交易的安全和稳定。因此，合同当事人在约定合同解除条件时，不能仅凭双方协商一致，而应多加考虑该解除条件是否合乎商业惯例以及交易常理。（三）约定合同的解除条件应考虑利益衡平 所谓利益衡平，不仅指合同主体之间的利益衡平，还指合同主体与第三方之间、合同主体与社会之间的利益衡平。假如合同主体仅以自身利益出发，约定了解除条件，但该解除权的行使，势必导致第三方损失或社会利益无法保障时，那么法院可以基于公平考量而在裁判过程中不支持行使该解除权。